在馬尼拉機場，我收到她第一個短訊，內容是進不了塔克洛班市，她只能循宿霧回家鄉，機票漲了一倍。還有，她遇見一個美國義工，菲藉司機收他額外費用，因為義工帶著的物資很重。在那個擔心家人的情況下，她還有力氣去向同鄉動氣，「他是來幫我們的，為何這麼沒廉恥?」她不知道，在彼方香港，她的僱主也正為同鄉生氣。
海燕吹襲菲律賓後，我們最不想見到的情況發生了。最受影響的是塔克洛班市，正正是家傭的家鄉。由第一天，她與廿多位家人失去聯絡，到第二天開始哭成淚人，我們開始不讓她看到任何家鄉的新聞，因為是於是無補的──報紙裡受傷的、罹難的、倖存的，都未必是她的親人，她越看，只會越慌。第三天，她告訴我們，她要用最原始的方法去聯繫家人──她要親自進災區。當時其實大約知道搶掠四起，我們想說等多幾天，讓士兵入城再飛吧。她說，就算危險也要進，那是我的家人。
我請了一天假，和她到領事館拿文件，然後買機票，接著是罐頭和餅，還有去銀行取錢兌換，晚上送她上機場巴士──單單因為訊號接收不了，她竟然要冒這個險進去，我們則土法得很，盡力把她裝備好，卻又擔心她會成為打劫者的目標。我們在領事館還遇上很多哭不出來的菲律賓人，她們也說，如何危險也要回去。
她走後，我才敢認真看風災的新聞。打開電視和電台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，不是災後的頹桓敗瓦，而是香港人的謾罵──「為什麼要撥款四千萬？」、「為什麼要救他們？」、「是好機會，經濟制裁他們吧！」、「這是對他們的懲罰」。經過一天的頻撲，我不累，但這刻開始胃痛。
我還記得香港救世軍主任那個無奈的面容：「可能因為剛剛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，今次的籌款額比平時大災難所得的少。」
他還要用一副理解、包容的口吻，生怕得罪更多人，會影響籌款數額。
菲傭出發前，曾告訴我，最後一條收到姐姐的短訊，是這樣的：「外面有很多屋頂，周圍飛了，還有衣服呀。真後悔，早知把衣服都帶來（她們去了僱主公司的石屎辦公室避風），但沒有位置放。衣服都沒有了。」菲傭姐姐還安慰道：「吹去的衣服都可以拾回來的，別擔心。」她說，希望那不是她們兩姐妹最的對話。
在將近生死未卜的一剎，她擔心的，是衣裳，因為那是她們僅有的。失去衣服，失去屋頂，甚至失去生命的災民，竟然引不起香港人的同情心。風暴很遠。所謂能摧毀我們的，頂多叫金融風暴。讀大學時，記得有一教授曾說，金融風暴時，他一夜變了負資產，自己坐在屋中，露台的風一直刮進來，覺得很悲涼。怎料，第二天如常生活。第三天收拾心情，第四天竟開始忘懷。接著繼續偶爾吃吃日本菜，一年和家人外遊幾次，車子照常開。他說，最大的發現是，原來即使負資產，生活其實也不太大分別。菲傭告訴我姐姐短訊時，我不其然想起教授的故事。
面書上有朋友說「除了不便了一些中產家庭外，想不到為何香港要捐這麼多錢。」其實，於我們而言，無論有沒有傭人用，或政府要捐多少，其實就只是值得僅僅被放在面書的一句不便而已。她走了不知第幾天。菲律賓的新聞從A1轉到A7。焦點由菲律賓回到香港。某僱主協會主席說，不介意借少於一個月人工給傭人應急。他似皇恩浩蕩的說出來。記者沒有追問，她們不多過一個月的薪水，對這位先生的生活有多大影響。A8訪問了財務公司，菲傭借貸的數字多了三成，幾萬元幾萬元地借。鄰版是聖誕將近的廣告，商場登出街上遍地燈飾的宣傳。而菲律賓的路上卻仍是屍體和爛磚
……..我收起報紙，看著洗衣機，開始投入她幾天前的心態──本來她為我換來的下班後親子時間，變成晾衣煮飯清潔的超時工作。在家務與家務之間，我仍把握每一刻檢查手機，希望收到她進災區後的平安訊息。在那裡，連一個像樣的手電訊號，都不是必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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